我是普查员
10815万件/套。这是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中披露的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总数字。
这是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国102万个国有单位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的辛勤结晶。这是全国3600余个普查机构，10.7万名普查人员克服无数艰辛，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宝贵“家底”。
简单而惊人的数字背后，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动人画卷，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光辉路程。
忠于使命 精益求精
“小刘，把那个陶屋向左偏一点位置”“不行，再偏少点”“等等，不要动”“哎呀，位置又不正，再偏一点”“好好”“咔嚓”，大功告成。广东省湛江市博物馆摄影师小冯，弯曲着双腿，双手托着笨重的相机，用他已经磨掉了一层皮的食指按下快门。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悦的笑容。终于完成了这件文物的拍摄工作。为了拍好这件汉曲尺形陶屋，费了不少功夫，总摆不好角度，或是找不到完美的角度。因为陶屋正面开了一扇大门，门侧上方有直道型镂空3个，门左侧下方开一孔，房中塑二人在舂米，右侧左下方开了一扇小门，上方有直道形镂空8个，后面左下方开一孔，右为猪圈，内有两大四小猪，塑一人开后门给猪喂食。陶屋结构比较复杂，各个视图位置如果没摆好，或镜头没调好，就不能把陶屋中最生动的一面表现出来。又因为它是陶制，所以搬动起来要特别小心，负责摆放和搬动这件文物的小刘可是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一点点差错。所以整个过程下来，小刘一直都要蹲下来，弯着腰。拍完这个，他深深呼了一口气，汗水也顺着脸颊流下来。其他大小件的文物也要他搬搬抬抬，一时要鞠躬哈腰，小心翼翼；一时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不行，不行，这样摆放效果不好，要把展柜打开，重新摆放一遍。”展厅里时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这是海南农垦博物馆的“完美先生”颜为雄在展厅对已进行过信息采集的文物入柜展陈。有一天，拍摄枪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由于文物体积大，取放时稍有不慎，文物就会碰撞到展柜，造成损坏。在大家犹豫不决，想不出解决方案的时候，颜为雄说：“我有办法。”他不顾枪械上的油渍，直接钻进展柜内，身高一米八的他，蜷着腿、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把文物一件件取出来，等拍摄完毕后，再一件件放回展柜，摆放好。稍微摆放不整齐，他都要重新钻进柜内，再次摆放，力求将文物最完美的一面展示给观众。这种情景，同事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颜为雄“完美先生”的称号也因此得来。
夜已经深了，将审核完的数据提交之后，大同市普查办专家组副组长李树云合上电脑，带着疑问习惯性地发了一条微信：“师哥，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来，文物的年代认定问题成了工作中绕不开也解不完的结，到各收藏单位进行业务指导时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年代的”。数据审核中年代认定错误随时可见，系统外文物认定时确定是否为文物，年代也成为了关键。一些时代特征明显的文物确定年代相对简单，可是面对那些不同来源的甚至叫不上名称的藏品，对于有20多年博物馆工作经验的李树云来说，各种问题依然扑面而来。普查开始以来，他的办公桌上、床头堆满了各种工具书和专业指导书，这样不仅能随时学习补充知识，还可以随时查证审核中发现的错误和解答普查队员提出的问题。
爱岗敬业，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无数普查人的敬业，成就出一普的大业。
迎难而上 尽职尽责
文物普查这项工作真的很辛苦，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搭进去了，有时候连节假日都来不及休。父母没时间陪，孩子没时间照管，家务事全都推给了爱人，好在有他们的支持理解，更让我觉得对家人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说实话，内心也曾经有过一瞬间的摇摆：我这么拼命值得吗？真的有意义吗？天津市宁河区文物普查员张大荣心中曾经闪过这样的疑问。记得一个周末的晚上，儿子央求她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想到许多工作白天都忙活完了，手头没事，就欣然应允。刚准备要出发，单位来电话，说电脑上传数据突然丢失，如不及时恢复，所有的工作就白付出了，她只好赶回单位紧急处理，避免了数据丢失。等匆忙地赶回家里，沙发上儿子已经熟睡，手里还握着两张电影票。那一刻，她泪流满面……
“普查登记表全部回收后，我们进入到汇总上报阶段，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经常需要加班。有时工作起来就忘了时间，好几次都被更夫锁在楼内出不去了。”黑龙江省林口县普查员王亮亮说，“其实每个普查员家中都有负担，有的家里有80岁老人需要照顾起居，有的家中有高考学生，有的孩子上小学需要接送，可是大家却没有一个提出需要照顾的，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次，她答应去接孩子放学，可是却忙忘了，想起时，孩子已经在学校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孩子哭着说：“妈妈太坏了，只顾工作，不管我，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你了。”看着孩子难过的样子，她的心里酸酸的，“孩子呀，普查的机会来之不易，等以后妈妈忙完了，再多陪陪你吧”。
清早，赤桂福踏着朝阳，走过青砖青瓦的古典明清建筑，穿上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文物库房之中，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赤桂福是曲阜市孔府文物档案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岗位上，赤桂福已默默地坚守了18年。2013年9月，曲阜市启动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孔府档案馆所有普查人员迅速投身到新的工作角色中，赤桂福也格外卖力，每天穿梭在办公室与库房之间。但谁也没想到，一张突如其来的诊断书让这个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他唯一的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赤桂福默默承受住压力与痛苦，一边是艰巨的工作任务，一边是患病的孩子，尽管竭尽全力，但残酷的病魔还是无情地夺去了儿子的生命。简单地处理完家事，赤桂福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家-库房-录入室，三点一线的工作模式成了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他常说，干好文物工作，关键靠责任。
尕让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文物管理所的一名普通职工，一名参加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受到国家表彰的先进个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后，尕让机按照普查要求，带领同事从县城到乡下逐一到国有单位调查了解。在普查之初需将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纳入到普查范围，她利用通晓语言的优势耐心地向寺院活佛、住持解释宣传国家政策。面对本单位收藏的大量民族、民俗、宗教文物（若尔盖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文物800余件/套，在阿坝州收藏量排名第四），她为了将每件文物的信息搞明白弄准确，利用休息时间翻查大量工具书，并向寺院博学多才的僧人请教物品的名称、用途。就这样，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经过了她的手，按照普查要求采集了准确名称、年代、质地、重量、外形尺寸等大量信息，此后她又在不能熟练操作电脑的情况下将这些信息录入到国家文物普查数据平台。
就在普查成果即将面世时，2016年8月5日，尕让机却突然倒下，突发脑溢血的她抢救无效匆匆离开了她热爱的工作，她的亲人和同事。就在那一天，尕让机还和往常一样早早到了办公室，整理《普查工作报告》。尕让机，一路走好！
普查是具体的，是长时间持续的。对许多一线普查员来说，普查工作开展期间，手上别的工作还要继续，加上统一平台、联网直报的工作方式，上班时间上传普查数据网络极其壅塞，于是，加班加点做普查就成了普查人的常态。
通常，普查人的职责不需要用生命去履行，需要的是甘于奉献的默默坚守。
方寸之间 精诚合作
为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湖南省怀化市采取“纵向指导、横向互助”的方式加紧开展普杳工作，成立了由市文物处处长任顾问、部分县市区业务骨干为成员的怀化市“一普”县域互助组。“在‘一普’互帮互助期间，感动常常相伴左右。”普查员张顺说，互助组成员之一、辰溪县文物管理所业务股股长黎莹在北京探亲期间接到市普查办打算成立县域互助组，并表示拟吸纳其为互助组成员的消息后，就立即买了返乡的火车票，连家也没回就直奔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协助当地文物部门进行普查信息采集登录工作去了。成立县域互助组可以说是怀化市文物工作的创新，效率很高、成效显著。在完成芷江侗族自治县的互助任务准备离开时，当地文物所所长握住互助组成员的手说：“我们有困难了，你们来帮忙，如果哪天你们有需要，我们也一定要去给你们帮忙。”想想那依依不舍的情境，张顺至今难以忘怀。
今年五十出头的郑老师和“奔五”的马老师是宁夏固原博物馆保管部的资深库管员，在库管员岗位上兢兢业业十几年，经验十足。整理陶器库房的时候，她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原有的卡片和档案按照文物总号的大小顺序排列分类，再对照柜架上的文物查找卡片和档案，这样查找范围缩小了，也减少了文物的挪动次数，查缺补漏力求一次性地解决文物信息不全、卡片及档案缺失的情况。搬移陶器必须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闪失，两位老师每天上下梯架几十次，抄文物号，查找、记录柜架号，细致认真，忙得不亦乐乎。“郑老师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马老师‘豪爽’地包揽了藏品高层柜架的排架工作，为的是不让郑老师爬上爬下；低层柜架的陶器大都体积较大，郑老师力气大，尽量不让瘦弱的马老师上手……”普查员肖婷介绍，两位老同志互相关心，取长补短，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整理完了两千余件陶器。整理完陶器库房，两个人感觉很有成就感，似乎“意犹未尽”，配合默契度再度升级，成为了“黄金搭档”。
普查员的文物信息采集工作，有时会显得机械、乏味，但学会了团队协作和发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一切就变得愉悦起来。七八只水桶盛装的古钱币，拣选起来任谁都会倍感痛苦，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普查员李俊和他的小伙伴在雪域高原冰冷阴暗的库房中却快乐而温馨地完成了工作。有人负责分类，有人负责点数，有人负责打捆，有人负责统计，流水化的作业使拣选工作变得简单而高效。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时而拉几句家常，库房里笑声阵阵，其乐融融的工作场面成了冬天里的一道风景。有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有人说“我找到不一样的了”。大伙儿便马上跑到电脑面前一查究竟，看看会不会有重要的发现。就这样，在说说笑笑中他们完成了近两万枚古钱币的清库和信息采集，大大改变了对这批钱币的既往认识和理解。
普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突击，普查即使具体到一个普查单元，需要做的也是“巨量”的劳动，普查还需要采集27项收藏单位信息、15项文物基础信息，为每件文物赋予永久、唯一的22位数字编码……采集普查大数据，需要大家团结协助一起干。
历练磨炼 成长成才
多年来，由于对文史工作的爱好，在普查登录中，只要见到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书籍，湖北省钟祥市普查员周红梅就爱不释手，总要多翻翻，做做笔记，等到闲暇之余再仔细翻阅，写写文章。如民国时期《郢客年谱》一书，是钟祥民国时期文史学家李权先生的生平传记。李权先生，清末“优贡”，1926年编写《钟祥艺文考》、1933年编写《钟祥金石考》、1937年总纂《钟祥县志》等，颇有声誉。此书记载了他从出生到走完人生的悲喜哀乐，是由李权先生自己纂写，侄儿李湘先生帮助抄录。李权先生是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父亲。通过此书，她写了两篇相关文章《博父李权》《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更加完善了钟祥市博物馆李济展览厅的内容以及李济先生家族史和他的成长经历。“普查过程既让我增长了见识，又让我找到了知识的宝库。”周红梅说。
碑帖拓片一直被称为“黑老虎”。在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中，就有一批上世纪60年代由辽宁省图书馆拨交来的“黑老虎”，数量达数万件。么乃亮作为拓片普查组一员，春去秋来，相伴“黑老虎”长达两年多时间，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也收获了许多新知和乐趣。有关这批拓片的档案资料仅有移交目录，在开展信息采集工作时，要从零开始，辨伪、断代、定名、测量、称重、拍照等一套流程下来，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有关这批拓片的档案资料仅有移交目录，在开展信息采集工作时，要从零开始，辨伪、断代、定名、测量、称重、拍照等一套流程下来，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在普查开始初期，为组内每个工作人员购买了相关的专业书籍，要求大家充分发挥工作时间内效用，并利用休息日看书“补课”，尽可能多地掌握鉴定要点。么乃亮介绍，在信息采集全面启动后，普查员们先从简单的拓片入手，对照专业书籍逐件整理，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同时，馆里邀请来了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赵楠博士参与拓片整理，在专业上给予普查员直接指导。
在普查过程中，不是简单进行数量登记、类别的划分，有时候还要进一步进行考究与鉴定。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普查员黄秀陵介绍，馆里原有一幅字画，画面非常精美。从纸质和墨色来看，是老画无疑；从布局和笔法来看，应是出之大家之手。由于以前没有发现款识，大家一直将它视为无名山水画。普查中，它又静静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无名”的标签犹如面纱，笼罩在美少女的头上，难见真容。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揭开面纱，露出庐山真面目”之气概油然而生。经仔细辨认，精心查找，苦心求索，终于取得收获。原来有落款，它的作者竟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文徵明。“这一发现，给我们的馆藏文物增添了不少色彩。”
“普查工作有欢乐、有痛苦、有感动、有疑惑，但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快乐，是历练，是成长，从中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在我们采访一线普查员时，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表示，本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技术环节多、质量要求高，对普查员能力和敬业精神是一次全面检验。广大普查员在兼顾本职工作，没有额外补贴情况下，克服工作强度大、文物库房阴冷潮湿且充斥着预防文物病害的化学药剂等不利条件，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加班加点开展工作。普查员敬业奉献是普查成功的基础。